1989年夏，南京医院里，温玉成病情已重，老战友陈仁麒前来探望。两位从东北战场一路走来的将军没有多说话，只是把手紧紧握在一起。那一刻，几十年的风雨，似乎都压缩进了这次无声的相见。 温玉成晚年曾说，自己一生真正难忘的，不只是战场上的胜负，还有几次改变命运的调动。1968年初，他从广州来到北京，表面上是职务升迁，背后却牵动着军队高层之间复杂的关系。 当时，温玉成在广州军区工作已经十年，历任参谋长、副司令员。军委决定调他担任副总参谋长，分管训练、作战和通信等事务。这个安排，与叶剑英的推荐有关，也与广州军区内部的工作关系有关。 温玉成和黄永胜都是四野系统的老将，但两人性格不同，工作中并不总能融洽相处。毛泽东后来曾说，既然两人在广州“搞不到一起”，不如把温玉成调到北京。话虽简短，却点出了这次调动的实际背景。 到北京后，林彪在毛家湾接见了温玉成。谈话没有停留在任职安排上，而是不断说起东北往事。林彪平日寡言，这次却提到许多战斗细节，语气中带着少见的亲近。 这种情感并非毫无来由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中共中央作出“向北发展，向南防御”的战略部署。温玉成原本准备率干部返回江南，途中接到命令，转赴东北。那时的东北局势复杂，地方武装、土匪和旧有势力交错，部队基础也很薄弱。 温玉成被安排到松江军区第一军分区任司令员兼政委。兵力不多，任务却重。他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，对能够争取的力量进行改造，对拒不服从者予以打击。几个月下来，部队扩充到三个团，约五千人。 1946年12月，独立第二师成立，温玉成任师长。部队起步并不优越，却在战斗中逐渐形成了硬朗作风。官兵行军多靠双脚，温玉成也常常走在队伍前面，因此得到“铁脚师长”的称呼。 有意思的是，他不仅敢打，还能顾全全局。四平攻坚战期间，东北民主联军部分部队伤亡较大，林彪提出从独立第二师抽调一个团，补充第七旅。部队刚刚发展起来，抽走一个团并不轻松。 温玉成只沉默了片刻，便回答：“服从命令，没有意见。”林彪随后安慰他：“部队还可以慢慢发展。”这件事让林彪记住了温玉成。罗荣桓也曾评价他有大局意识，这种评价，在当时比单纯的勇猛更难得。 此后，独立第二师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四师。1949年2月，部队改称第四十九军第一四五师。温玉成先后参加南下作战，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第四十军军长。 1950年10月25日，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在温井地区设伏，重创南朝鲜军。这场战斗被视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首次战斗。毛泽东后来提出，将10月25日定为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。 1951年，温玉成与第三十八、第三十九、第四十二军军长一起回国汇报。毛泽东称他们是朝鲜战场上的“擎天柱”。这段经历，也解释了林彪为何始终把温玉成视为能打硬仗、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。 但北京的工作，并不是战场。温玉成到总参谋部后，参与处理交通秩序、珍宝岛事件等事务，还协助有关方面管理文艺宣传部队。1968年“杨余傅事件”后，他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。 任命公布前，温玉成并不知情。一次在人民大会堂附近遇到毛泽东，毛泽东问他：“他们没有通知你？”得知温玉成不知情后，才告诉他，中央决定调他负责京畿安全。对一名长期在部队作战的将领来说，这意味着信任，也意味着沉重压力。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，温玉成当选中央委员，但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未能进入政治局。此后，他与黄永胜同在北京工作，关系虽然没有再公开冲突，心理上的隔阂却难以完全消除。 1970年6月4日，林彪找温玉成谈话，通知他调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。林彪反复表示，这是军委对他的安排和关心。温玉成没有争辩，只说服从决定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次调动后来会成为他人生中的一道分水岭。 “九一三事件”后，温玉成受到牵连。1971年9月16日，他被通知参加会议，随后被停止工作；10月28日，被免去职务，安置在成都郊区邓家花园。五年多时间里，他体重从约140斤降到90斤，妻子宋琬明却始终设法给他送去缝在衣领里的纸条。 “注意身体，家里一切都好。”这些话并不长，却成了温玉成艰难岁月里的支撑。他后来保存了144张纸条，并说如果没有妻子的秘密纸条，自己未必能够熬过那段日子。 周恩来临终前仍惦记温玉成，曾对前来探望的同志说，对处理温玉成一事“心里一直难安”。1970年代后期，黄克诚也为温玉成申辩，认为能打仗、受器重本身并不是错误。 1983年，组织上对温玉成作出结论：办过错事、说过错话，不给予处分，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。此后，他和宋琬明定居南京。1989年10月29日，温玉成因肝癌病逝，骨灰依照遗愿安葬于井冈山烈士陵园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