退休那天，我抱着纸箱走出办公室。 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。 三十四年，我在这栋楼里进出了上万次，到头来，没人送，没人问，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捞着。 吴玉萍站在办公室门口，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身把门带上了。 我走到大门口，回头望了望那扇玻璃门，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。 手机响了，儿子发来一条短信：“爸，你没事吧？”我盯着屏幕看了半晌，回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当时我哪知道，六天之后，天翻地覆。 01 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郑玉燕往我包里塞了两个煮鸡蛋，说中午食堂要是吃不下，垫垫肚子。 我没告诉她，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上班。 她这个人嘴碎心软，要是知道了，一早上都别想消停。 单位还是老样子，门口那棵梧桐树掉了一地叶子，也没人扫。 传达室的老王头看见我，欲言又止地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 我冲他笑了笑，径直上了楼。 办公室桌上那盆绿萝养了八年，叶子油绿油绿的，比刚来的时候长了快一倍。 我拿了个纸箱，先把茶杯放进去，然后是一摞笔记本，抽屉最底下翻出一张旧合影。 照片是八年前拍的，单位组织春游，十几个人站在山脚下，我旁边站着老周。 老周笑得憨，露出一口白牙，那年他还不到五十。 我把照片翻过来，背面已经泛黄了。 看了一会儿，塞进箱子最底层。 隔壁工位的小郑还在低头刷手机，我走过去说：“ 小郑，我那盆绿萝你要是喜欢，就搬过去养。 ”他抬起头，愣了一下，说：“ 薛哥，你真要走啊？ ”我说：“ 该走了。 ”他又低下头，没再接话。 我说不上来是失望还是习惯，转身回了自己座位。 九点半，吴玉萍拎着保温杯从走廊那头过来，看见我在收拾东西，皮笑肉不笑地站定了：“哟，薛科长，今天就走了？也不办个欢送会什么的？”我说：“不麻烦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”她点点头：“也是，现在单位经费紧张，能省就省。”说完走了，高跟鞋敲在地砖上，咯噔咯噔响。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消失在走廊尽头，那盆绿萝的叶子在窗户透进来的光里晃了晃。 我掰下一片黄叶，捏在手心，攥了一会儿，丢进纸箱里。 走就走，没什么好惦记的。 下午三点，我抱着纸箱下楼。 路过财务室门口，门虚掩着，里面传来吴玉萍和曹斌说话的声音，听不太清，只隐隐约约听见几个字：“……账……那笔……不行……”我没停步，直接下了楼。 到了大门口，我站住了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。 太阳打在西墙上，把整栋楼染成一片昏黄。 那盆绿萝的叶子伸出纸箱，被风刮得沙沙响。 我转过身，走了。 到家的时候，郑玉燕正在厨房择菜，看见我抱着纸箱进门，手里的韭菜掉了一根在地上。 她没问，就那么看着我。 我把纸箱搁在鞋柜上，说：“退了。”她弯腰捡起那根韭菜，在水龙头底下冲了冲，声音很轻：“吃了没？”我说：“不饿。”她没再说话。 我坐在沙发上，电视机开着，正播一个什么养生节目，主持人嗓门很大，但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。 那盆绿萝被我放在阳台上，阳光晒着，叶子有些发蔫。 晚上，儿子薛俊逸打来电话。 他在省城工作，一年难得回来几次。 电话那头他问我：“ 爸，今天单位怎么样？ ”我说：“ 还行。 ”他没再追问，沉默了几秒说：“ 爸，您要是遇到什么事，一定跟我说。 ”我说：“ 能有什么事，挺好的。 ”挂了电话，我坐在黑暗里，那盆绿萝的影子映在地上，模模糊糊一团。 我从怀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，在手里攥了很久。 信封上那行字我下午刚写完，墨水已经干了：若有不测，转交组织。 02 那天夜里我没怎么睡好。郑玉燕翻了个身，嘴里含含糊糊说了句什么，又睡了过去。我睁眼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老周那张脸。 老周走的那年，也是秋天。 他是单位的会计，干了二十多年，手指头拨算盘比按计算器还利索。 那时候单位账面上有些不对劲的地方，他查出来之后，拿着材料往上反映。 结果材料还没递到纪委，就有人说他自己手脚不干净。 那阵子满院子都是风言风语，说老周套了公家的钱，证据都捏在领导手里头。 老周天天红着眼睛来上班，办公室的人见了他都绕着走。 后来他就被调去管仓库了，再后来，说是身体不好，提前办了病退。 他走那天，我在单位门口碰见他。 他提着一个蛇皮袋，里面装着他的搪瓷缸子、旧算盘，还有两本磨得卷边的账本。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，看见我，停下脚步。 我递了根烟给他，他接过去，没点，夹在耳朵上。 他说：“兄弟，有些事烂在肚子里，比说出来安全。”我说：“老周，你……”他没让我说完，拍了拍我肩膀，走了。 那背影真瘦，风一吹，衣服都鼓起来。 后来我才知道，老周走之后没过半年，他老婆就跟人跑了，儿子跟他断了联系，他一个人搬回了乡下老屋。 再后来，就没了消息。 那盆绿萝就是那阵子养的。 我去花市买的，八块钱一盆。 卖花的老太太说，这花好活，浇点水就长，不用费心。 我当时想，人要是能像这花似的就好了。 我翻了个身，枕头边摸到手机，打开看了看时间，凌晨三点二十。 郑玉燕在睡梦里咳嗽了一声，我轻轻地给她掖了掖被角。 窗外有风，